我直接留言说:“公知已死,有事烧纸。”今天的中国,依然存在种种不足,这是中国需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不断完善治理能力的根本原因。但这绝对不能构成拿2020年疫情后的中国,与1900年的晚清相比的任何理由。因为这已经不是学术和常识问题了,而是胡言乱语了。
今天,一个真正的公众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和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学术和现实立场?我依然认为,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成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就必须首先坚持其公共属性,必须始终把公共利益放在首位。此时此刻,中国最大的公共利益依然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什么是最能真正实现这一当代中国最大公共利益的制度、模式和政策,什么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最应该支持、参与设计和改进的制度、模式和政策。
简单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2002年从北大毕业至今已经19年,从事国际新闻报道12年,到访过四五十个国家,在我的理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个空洞、僵化的政治口号,而是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充满生命力、可以不断改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今天的公知,其实很容易陷在“自由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和“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陷阱”中不能自拔。
中国的“公知”往往认为,中国只要“西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中国“公知”同时也会认为,中国只有“西化”,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是一个极其荒谬和错误的观念。过去500年来,西方国家先后进行三次工业革命,在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基础上,确实走出一条领先世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但如果放眼全世界,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当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照抄照搬这套“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失败了,而非成功了。从东南亚到中亚再到南亚,从中东到非洲再到南美,照抄照搬西方制度和模式的国家,最后失败的比比皆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总结出了这一规律——任何国家的革命和建设,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与本国实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