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在蒙受发达国家转嫁的经济负担后，往往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损失进一步转移给本国人民，诸如委内瑞拉、伊朗、土耳其等。就这样，一条“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全球人民”的经济危机转移链由此形成。可以看到，2020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政府滥发货币，是政府而非市场造成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乐观的学界总是认为全球化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结合配置资源的经济模式是万能良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教授福山甚至将其视为“历史的终结”。实际上来看，政府宏观调控似乎也失灵了。
2020年金融危机的起源不出意料又是自诩“世界经济安全岛”的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美国市场经济空前繁荣，而市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产业重心由制造业向金融业转移，最后金融业借助高杠杆的衍生金融产品和金融科技完全脱离实体经济，变成泡沫下的虚空。美股的多次迅速熔断让股神巴菲特也大跌眼镜直呼离谱，说明单纯的“大市场”的先天缺陷即使在政府有限宏观调控下也不可能被消除。
必须说明，与1929年不同，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一直没有缺位。不过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以“量化宽松”和“财政货币化”为主，本质是滥发货币转嫁风险，并不是“大政府”强调的公共政策引导和社会管理加持。
单纯的宏观调控同样也无法在脱离市场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发展。印度为了促进交通发展，在国内修建了大量机场，不过这些机场大部分由于缺少客源而被闲置，被戏称为“僵尸机场”。印度Jet Airways航空公司一名发言人道出了原因：“我们要让政府知道，不是他们修了机场，我们就会倒贴钱去开通航线。”。这说明在大政府时代需要提高政府的水平，“大政府”应该以“大市场”为导向。
在复式经济时代，“大市场+大政府”是金融危机的最好良药。受制于能力限制，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都将大政府和大市场割裂开来。故此，在分析越南政府的举措时，仍然应该将大政府与大市场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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