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途更广泛的质谱仪,我们同样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研制。
1959年,北京分析仪器厂在前苏联援建下,开始生产质谱计,共生产数十台。60年代,南京工学院研制出四极质谱探漏仪。
此时,距离德国Paul教授申请专利,不到十年。
然而,接下来的发展令人大跌眼镜。动荡十年不曾停歇的中国仪器行业,却在改革开放的市场化浪潮中土崩瓦解。
由于国企改制,许多历史悠久的国营企业被私有化。民企虽然体制灵活,但力量单薄。
旧的科研体系被打破,新的体系还没建立起来。就在这个空窗期,凶猛的外资巨头杀了进来。
在造不如买的影响下,国内开始全面引进技术。很多仪器厂被外资收购,队伍也散了。
与此同时,同样起步于50年代的日本仪器行业,因为一直坚持自主发展,孕育出日本电子、岛津、日立等行业巨头。
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当美、日、德等国的高端仪器横行中国时,国内再也找不到一家能够生产透射电镜的企业。
虽然2011年以后,国家设立专项基金,民企也开始初露锋芒,但这样的追赶,来得太迟了。
科学仪器是一个研发周期长、技术壁垒极高的行业。
比如,给北大甩脸子的德国布鲁克,其创始人冈瑟·劳金本来就是研究核磁共振的先驱。另一巨头瓦里安,则诞生在斯坦福工业园内。
刚学会走的中国民企,哪见过这样的学霸级创业者?更要命的是,这个行业虽然重要,但规模实在太小。
小到什么程度呢?当今世界最大的科学仪器公司——美国赛默飞,2019年的仪器营收仅63亿美元。
这样的营收,放到中国房地产行业,只能排在30名开外。
就这,赛默飞已占到全球科学仪器行业TOP 20总营收的1/4。排名第二的日本岛津,仪器年营收只有21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