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末,美国很少有人认为中国有能力在21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能发展出足以动摇美国霸权的力量。
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以后,曾学习卡特,把人权与美国对外政策联系起来,对中国打了几轮人权战。但是很快,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他调整了对华政策:
一是,美国人对和平红利的向往以及对自身吸引力的信心。
包括克林顿在内的很多美国人认为,苏联不是被外部军事力量打倒的,而是被美国的先进政治制度和文化摧毁的,是美苏接触的一个结果。既然苏联可以被美国感化并转型,比苏联落后得多的中国,也自然会步苏联的后尘。
二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吸引力,对美国经济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冷战后,各国普遍出现轻地缘战略、重经济实利的现象。
克林顿自己在大选期间,打的口号也是“笨蛋,这是经济”。他的主要施政纲领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让美国民众更好地享用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是全球的最大发展中市场,可以大量接受美国的过剩资本和先进产品,并向美国提供大量高性价比的消费品。这些,都是符合克林顿经济目标的。
三是,美日关系的动荡。
当时,日本正处于经济衰退阶段,对美国的经济吸引力下降。同时,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尤其是反美情绪又不断上升,“日本可以说不”等论调大行其道。很多日本人认为日本实现大国梦、摆脱美国控制的时机来临。
与此同时,中国则继续在外交上保持低调,还在政治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转型为代表全中国的新型政党。很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在向一个更加包容、多元的现代化政党方向发展,在国内政治更具包容性后,在国际政治上也将能与主流世界更好地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