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走马上任后，罗森伯格立刻表态，主意有二：
1、新工作“任务艰巨”。
2、我们有极强的团队，将一起为美国人服务。
二、拜登还新设一职：白宫国安会印太政策高级协调员。
这个横空出世的职位，任命者是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
坎贝尔，曾是奥巴马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外交官，
被认为是“重返亚洲”战略的设计者。
其后，从政府卸任后，63岁的坎贝尔以个人名义开了一家咨询公司：“亚洲集团”（Asia Group），他还是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联合创始人。
2016年，他曾出书《重返亚太：美国亚洲理政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巩固现有联盟，与印度、印尼等国建立更紧密关系，以应对中国崛起。
本周，他上任后高调提出：美国要“认真重新参与”亚洲事务，通过“特别”联盟和伙伴关系来维持所谓“受中国威胁”现行秩序的必要性。
还有新任美国贸易代表凯瑟琳·戴，
她的父母都在中国大陆出生，在台湾长大，后移民美国。
她本人也是一位“中国通”，在耶鲁大学取得历史学学士，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后，又跑到中山大学，以耶鲁大学中国研究员的身份，担任了两年英语教员。
此人背景复杂，以后笔者可以单写一篇。
拜登政府遴选出的外交政策人员，
无一例外，都在与中国打交道上经验丰富。
5分钟前，拜登将周三命名为“国家统一日”，
上任之初，难题不少：疫情、经济、就业、民生，
估计近期，他的重点是“安内”，
但我们更关心的是，“安内”之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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