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轻了说，是不了解傅雷这个人；往重了说，是对历史的无知。
傅雷是一个书生气很重的人。
他虽然翻译了大量西方作品，对西方文化了解颇深，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中国士大夫。
宁折不弯，大不了“抬了棺材见皇帝”，这是他的秉性。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从时代的风暴中幸存？
罚跪、戴高帽、捆绑示众……随便哪一样都是对知识分子灵魂的凌迟。
即使没有傅聪出走的事件，傅雷也不可能活下来。
1958年，被激进分子羞辱批斗之后，傅雷万念俱灰。
他对妻子说：“如果不是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
1966年，更大的风暴来袭。
傅雷告诉友人：“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
然而，这一次比1957年还要惨烈。
傅雷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在遗书中，他谴责了傅聪，可那其实是有苦衷的：
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傅敏。
父母都“畏罪自杀”了，如果政治立场再有问题，让傅敏怎么活？
傅雷夫妇的死讯，两个月后传到了英国。
有好事者跑到傅聪那里，要求采访他。
所有人都认为，傅聪一定报复，说一些指责中国的话。
结果却出人意料：傅聪选择了缄默。
前来采访的英国记者大失所望。
自始至终，他都恪守着自己的原则，不发表任何不利于祖国的言论。
父亲的死，是时代的悲剧。
说傅聪是叛国者，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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