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安德森写书时也承认:“在加州理工时,他与赵忠尧的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他的研究是受赵的启发才做的。”
曾任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主任的爱克斯朋教授在50年后坦言:这是一个“很令人不安的、没法再弥补的疏漏。”
李政道更是直接指出:“赵忠尧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别人的错误,把他的光荣埋没了。”
1931年,赵忠尧离开美国,赴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期间还带回一样礼物——50毫克的镭。
在当时,这是违禁物,因为它稀缺也危险,但他冒着生命危险,瞒过了官兵的搜查,东躲西藏的将这份贵重的礼物带回了国,并捐献给了清华大学。
正是这50毫克镭,启动了中国现代核物理学的研究。之后,他在清华大学开启了个核物理课程,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在他的课堂里走出了像钱三强、何泽慧这样的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怀着工业救国的愿望,赵忠尧曾在德国用仅有的钱购置了一台铅芯机,教学之余,还创办了一个铅笔厂。这支定名为“长城”的铅笔,就是日后大家熟悉的“中华牌”铅笔。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遭日军攻击,清华大学准备迁移到昆明。
赵忠尧丢掉自己的全部行李,将镭放在一个破酸菜坛子里,模仿成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一路抱着坛子从上海逃难到昆明西南联大。
来到昆明后,赵忠尧一直在西南联大执教,7年里,西南联大物理系师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利用那50毫克的镭周而复始的做中子放射性元素实验。
1946年6月30日,美国继在日本扔下原子弹后,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上又试爆了一颗原子弹。此时,在距该岛爆炸中心25公里远的潘敏娜号驱逐舰上,赵忠尧被邀请作为同盟国代表一起观赏。
当所有人都为核爆炸的威力惊呼时,他注视着冉冉升起的蘑菇云沉默不语,百感交集:中国什么时候也能释放出这样巨大的能量?
那时,他决定重新回到美国,购买相关的核设备,让中国也能拥有这种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