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二机部秘密派出一支部队,从新疆锂盐厂押送了30吨氢氧化锂到四川,用来提取重氢氘,它的锂原料正是来源于可可托海的三号坑。四年后,它们引爆了颗氢弹。国难之际,三号坑只能加速挤出自己的“乳汁”,哺育自己的核工业,偿还苏联债务。
听老人们说,那时候干活没有上班下班,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工地,干部工人都一样,而且干部的伙食标准,还低于工人。干部一天只能喝四碗糊糊,而工人则是一天六碗。起先,还能吃到掺杂着麦壳、沙子的馒头,后来到了最困难的时候,连最基本的糊糊都保证不了了,饥饿的人们拖着浮肿的双腿继续坚持上工。与此同时,一车车的稀有金属矿石,仍旧在武装警卫的守护下源源不断地运出。而矿物质的放射性危害,也正悄悄侵蚀着采矿者们的健康,悄无声息地侵入人们的机体。
当时,我们这些兵团后代,一帮半大小子,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子楞劲,擅自串联了十几个同伴,离家跑到了三号坑附近的“白杨河”——这里驻扎着生产核原料的一个兵团连队,全部由复转军人组成,产品“铀”代号为“111”。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把矿石敲碎,然后倒在水里泡,等水慢慢浓缩成浓稠的酱汁,再灌进特制的陶瓷缸里封存,再装车拉走。而全部的防护措施,就是一双胶皮手套,和一块胶皮围裙。我们胸怀着万丈激情,为“反帝反修”的事业,做着最最光荣的奉献。但是后来,大人们坚决不让我们接近工地了,他们说:“干这活将来生不了孩子,干这活要得病,要早死……”
我渐渐懂得了三号坑的痛:它比白杨河的环境更险恶,有的人永远地倒在了这里,默默与三号坑相依相伴;有的人带着自己终身的残疾走了;也有人带着遗传给下一代的,致命的放射基因!这里留下了几代建设者的大好年华,他们获得的,是国防科工委写来的一纸感谢信,上面写着“为国分忧”这四个沉甸甸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