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哪怕你是个饭堂跑腿的，住在贫民窟，只要会说上几句英文，就自我感觉良好得觉得属于中产阶级。
而在中国，经常光顾星巴克的白领也否认自己是中产阶级，据说要有两套房才算。
中国中央集权的转移支付功能建立了资源流动的良性机制。
以上海浦东为例，浦东的人均GDP早就迈过了发达标准的10000美金大关。
假设中国某个地方的人均GDP是100美金，如果机械得看，这个差距是100倍，但如果要采取劫富济贫的方法将它缩小，这是极其不明智的。
浦东每年的财政收入有超过一半都要上缴中央，可能一部分就是来帮助这个人均100美金的贫困地区了。
如果贫困地区和落后地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就是良性循环，不必过于担心。
第二是腐败的问题，每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都曾遇到过腐败，但最终的导向是不同的。
从中长期看，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会对法制有强大的内需，最终导致腐败的下降。
中国的腐败极有可能是：
低腐败 -> 中腐败 ->低腐败 的走势；香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而不会是拉美国家 中腐败 -> 高腐败 -> 更高腐败 的走势。
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处在一个关口，看中国能不能闯过去，闯不过去，中国就永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英法的工业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都经历过腐败显著上升的阶段。
但最终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实现了腐败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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