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到2010年，我们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当时，全球媒体都在热议，什么时候中国经济的总量会超过美国？
这时，澳大利亚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们暂且不要讨论中国的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够超过美国，先问问另外三个“什么时候”。
第一，什么时候全球的精英会把孩子送到中国留学，而不是像今天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欧洲留学？
第二，什么时候全球的年轻人会最欣赏中国的电影、文化、书籍，而不是像今天他们最喜欢的是美国、欧洲的电影、书籍、音乐？
第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的时候，会首选中国的品牌？
这“三问”确实说中了要害。
特别是第一个问题，欧美教育能够吸引全球人士到他们国家学习，说明了全球精英对他们教育内在价值的认同，包括我们政府职员。我原来一直不太同意我们送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但我的外孙女就去了美国读书，那种内在的力量是我们都抗拒不了的。
这“三问”说明，在讨论中国的经济时，一些理智的人士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教育为核心的软实力了。而我从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也确实感到，教育的问题不仅仅关乎教育，还关乎我们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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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时，教育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现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些突出问题：
一是经济转型问题，问题是把过去对经济增长数量的关注转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上来，而质量的问题，说到底是要整个国家形成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目标的价值认同。
过去我们说某个地方的经济质量好不好，是看它的GDP；现在要看经济增长了以后，老百姓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好处。过去提到提高城镇化就是盖房子，现在的城镇化是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所以我们经济转型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时候，专注于人的发展的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面临的第二大问题是创新。
不久前，美国的报纸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
他们认为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不鼓励创新，不鼓励独立自由的思维。
如果教育出的孩子没有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思维，我国的创新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搞一些表面文章，一阵风就过去了；或者是只能在少数尖端的、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领域实现少数创新，而不能实现全民创新。
对此，教育承担着极大的历史性责任。这看起来和教育不相关，实际上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我们应该真正培养起一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的孩子不再追求高高在上的感觉，使孩子知道不是有钱就高人一等。我们的孩子从小最愿意当班长、中队长、大队长，而且为了当中队长、大队长不惜让家长跟老师搞好关系，甚至采取一些不正常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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