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事意识形态传媒工作的人员,自己要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有基本的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建立在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基本事实数据之上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济规模与印度接近,是苏联的14%,是美国的3%,中国模式60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规模是印度的4倍,俄罗斯的4倍,美国的35%,并可能在10~15年内超过美国,这些基本的事实应该足以让意识形态传媒工作者有比较充分的自信。
其次,对广大群众和网友们痛恨的腐败现象,要比较及时地予以处理和反馈,中纪委将网络作为重要的反腐渠道,是非常重要及时的。
三是,对中国面临的某些“战略困境”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政策,要坦率地告知公众而不是遮遮掩掩,要坚定地相信公众和网友们的水平,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中的大多数。这对防止美国借突发事件离间中国政府和公众的关系意义重大。
中国在经济和地缘上的若干“战略困境”,主要是面对美国形成的(同周边国家的海权争议,美国也是公开或暗中插手),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由冷酷的国际力量对比而不是我们的政策决定的,英语民族和美国又是国际博弈的顶级高手,中美博弈必将是一场“持久战”,指望短时间内彻底改变某些被动和困境是不现实的,我们坚决反对投降主义,但也不得不防止冒险主义。相对于经济规模超过欧洲大国和日本的“平静”,中国经济规模接近美国的进程将会是特别“不平静”的,政府和公众为此都需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战略困境”不是中国特有的,俄罗斯对加入北约的中东欧小国的公开挑衅,也没有太好的应对之策,德国法国建立统一欧洲的宏图,也时常在几个中东欧小国的阻挠之下难以推进(更别说德国依然在政治军事上被美国牢牢控制),日本不仅在美国的货币金融战打击下“失去了二十年”,至今依然被美国牢牢控制,而且在同俄罗斯、韩国的领土争端中束手无策,曾经的世界霸主英国,现在“沦落”到了美国跟班的地步,以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提问“布莱尔是不是美国的哈巴狗”,布莱尔只能以英国式的自嘲对布什说“乔治,千万别回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