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男爵在1908年8月上书英王:“放弃苏伊士运河以致落入一强国之手,无异于令我受制于该国。”首相H·H·阿斯奎斯正告俄国大使,以求双方谅解:“德国(通过3B铁路和汉志铁路)志在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这足以削除大英帝国之半臂。若德皇一意孤行,则我誓将不惜代价以拒之,即便发生战争亦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因对抗中国的需要,美国逐渐提升了与该地区潜在盟友的交流层级。
从2014年开始,随着南海军事化问题不断升温,美国逐渐放开对日本的军备限制,美日之间也开始在防务问题上实现捆绑。2014年4月,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出访东京前夕接受《日经新闻》书面专访时表示,“欢迎日本要在美日联盟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重新检讨宪法中对集体自卫权的解释。”而安倍晋三也逐渐在美国的默许下完成了修宪,实现了国家、军队的“正常化”。另外,就《美日安保条约》对钓鱼岛的适用性,美方也从2013年哈格尔的语焉不详发展到今天的逐渐明确——美国对日的政策让步显示了随着南海挑战的日益严峻,美国迫切需要日本的有力支持。
2015年1月,奥巴马出访印度并参加了该国的阅兵式,双方交流的主要外交话题乃是南海问题——印度前外交部长贾斯万特·辛格在《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对印度外交立场的表述显示,“印度不可能容忍另一个大国介入瓜达尔港和斯里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