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美国就逐步将全球关键航道纳入其不容妥协的国家核心利益。1903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不顾国际压力和规则,下令支援哥伦比亚领土巴拿马的叛乱,以控制对于航运至关重要的巴拿马地区;1941年7月,当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威胁马六甲海峡时,美国同样不惜对其禁运,与日本全面摊牌。
美国的态度并非孤例。将关乎自身命运的关键航道视为不可妥协的利益根基,实际上乃是现代海洋强权普遍遵循的地缘规则。从大同盟时期的威廉三世(Willem III van Oranje),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英帝国为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和多佛尔海峡的航道不断地与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当苏伊士运河被德国的中东铁路计划(3B铁路+汉志铁路)威胁时,英帝国甚至愿与死敌俄国结盟,以消弭这种威胁;1956年11月,重病缠身的英国不惜与美苏决裂,也要出兵进攻纳赛尔政权,以保证自身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即便世界帝国早已崩溃,今天的不列颠依然要努力维系对直布罗陀、马岛等重要航道的控制,并不惜战争。
德意志帝国组建的汉志铁路,威胁苏伊士航道的安全,这条铁路与3B铁路一起,迫使大英帝国与她曾经的死敌俄罗斯、法国达成全面和解,这预示了德国的灭亡——1907年,力主与俄国全面和解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男爵认为,“这一铁路的修建,意味着柏林已是帝国不可容忍的大敌。”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或许并不在乎中国关于南海的主权诉求,但一定会将中国在南海的军事部署视为对其核心利益的直接挑战,这是其既定外交原则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