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锦荣从软梯上下来，头部、颈部和手臂受伤，鲜血淋漓，大家急忙把他俩送上救护车。文化参赞刘新权下来时，脚部扭伤。
这时，火势越来越大，浓烟更加呛人，在危楼里多逗留一刻，就多一分生命危险。但是大家先人后己，井然有序地向下转移。先是抢救重要国家物资，然后是重伤员，再后是轻伤员，最后是没有受伤的同志们。
这个顺序没有人规定，也没有人命令，这是大家不约而同的章法，这是渗透到血液里的使命：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亡的危险留给自己。
南斯拉夫方面的消防队、急救车都赶来了，这时，使馆办公楼的前面，已经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人，大部分是南斯拉夫人，也有不少中国人。
地下车库里，汽车起火，火势更猛。烈火炙烤，浓烟呛人。
在使馆大楼的东南角，五六位同志集中在二层张存良的房间里。使馆参赞李银堂本来住在馆外，北约开始轰炸后，转移到使馆的客房里。他以及使馆的人们哪里知道，最安全的地方成了最危险的地方。
美国的炸弹从他旁边的屋里穿过，他的房间起火。他立即躲进洗手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出房间，顾不上眉毛被火燎着，额头擦伤，想夺路下楼。可是楼梯被火封锁，他又转回来，躲进尚未起火的张存良的房间。
在张存良的房间里，烟火不断从外面扑过来。他们几个人想办法开辟第二条自救通道。他们把褥单撕成条，连接成一条绳索。司机杨永锋、参赞李银堂拉着这条绳索下来，接着张存良和董健也攀援而下。杨永锋在下到离地两米高时，向下一跳，因体态不对，摔在楼基的水泥地上，骨盆和胳膊受伤。大家让他躺着别动，等候救护车来。
不一会儿，救护车呼啸而来，人们把他抬上救护车，送到医院。
记者吕岩松从办公楼跑出时，顺手抓起手机和照相机。他用手机同国内取得联系。当时北京时间是早晨5点多钟，还未上班。他把电话打到《》副总编胡锡进的家里，胡锡进又赶紧打电话给外交部欧亚司有关负责人，有关负责人报告了外交部领导。
外交部领导获悉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把电话打到吕岩松的手机上。至此，使馆同外交部领导取得了联系。
潘占林大使接通电话后，简单地向部领导报告了情况：“大部分同志已经获救，还有几位同志在楼里面，我们正在抢救。”
部领导问：“听说你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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