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立平相识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延安整风运动。1943年,延安整风中我被打成所谓“特务”,不能留在党的机关了,组织上就把我弄到了陇东中学去教书。我读过高中又读过一年大专,而边区的文化水平又低,所以当教员我勉强可以。叶立平原来是“鲁艺”的,早就被分配到陇东中学了。我是带着 “特务”的帽子下去的,叶立平也带着顶跟我一样的帽子。我们两个“特务”一见面,就很谈得来,后来又一起教书,一起开荒,还都喜欢文艺,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了。1946年我们又一起到了东北。
我给叶立平写那封信的时候,他正在辽北省镇赍县当县长。1948年初,我在东北局巡视团工作期间,到镇赍县去检查工作时和他不期而遇,他还请我喝了顿酒。也就是这次见面,我才知道了他的通讯地址。所以,我就把我不愿意去给林彪当秘书的事,给他写了封信。以后四十多年中,不但没有见过,连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以致彼此连一封信也没有。
1987年,我去大连出差,无意中我说到叶立平的名字,大连的同志就问我哪个叶立平,是哪几个字,我就说是哪哪几个字。他们说,你说的这个叶立平当过大连市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已经离休了,但还住在大连市。我一听高兴极了,特意同我老伴一起到他家里去看望他。
谁知一见面,他就嘻嘻哈哈地指着我的鼻子说,“文化大革命”中,你把我整得好苦啊!我听了非常奇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在一起工作,连他在哪里我都不知道,而且1966年10月我就被打倒了,隔离了六七年,当然更谈不上揭发交代他什么问题,怎么说我把他害苦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