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慢慢地想通了,我来美国学习,就是要掌握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开始新的奋斗。于是我决定离开华人比较集中的洛杉矶,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因为不想老生活在他们的庇护之下。
移居新墨西哥州后,我在大学排球队做助教。学校给我的待遇是,可以免费读书。但说是做助教,其实就是在哄着一些水平很差的队员。一开始,我心里很难接受:我是世界冠军队队员,跑到这儿来哄一群几乎不会打球的大学生,位置整个是颠倒。但我不得不说服自己:不想颠倒,回中国去,你来美国,就是找“颠倒”来的。
为了独立自给,那年夏天,我在十个夏令营做教练,教孩子们打排球。来参加夏令营的孩子,纯粹是为了玩,从早到晚都得陪着他们、哄着他们,特别辛苦。当时,我语言还不过关,要表达点什么特别费劲。
那时的我特别穷,白天读书时的那顿午饭,我不舍得去学校食堂或麦当劳吃,就自己做三明治带饭,去超市买点沙拉酱、洋白菜、西红柿、火腿,再买两片面包一夹,这样,花五六美元,一顿快餐的钱,我可以吃一个星期。但吃到后来,见到三明治就想吐。
第一次回国,和女排老队员一起去哈尔滨市打一场表演赛,我的那些老队友,大都是处长、主任级干部,可我还是个穷学生,我笑称自己是“国际农民”。
第一次为钱打球
生活不独立,感觉便不完整,所以我必须勤工俭学给自己挣学费,更重要的是,这对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价值是一种证明。
1989年,意大利甲A排球俱乐部老板聘用我,我太兴奋了,拿了人家的钱,我得好好干。我攒足了千劲,结果,第一天训练,活动得太猛,把肌肉拉伤了,但轻伤不下火线。第二天比赛,照打不误,我用一条半腿在那儿跳.3:0就把对方拿下了。
很快,我成了队里的主力。但是,赛季打到一半,我的右膝关节严重受伤,同时又崴了脚,不得不动手术,医生关照,必须休息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