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正式退役了,先去北师大学英语,半年后,有一个机会,我决定公派自费去美国留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想出去一两年,学学语言、开开眼界。另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女排这些年,得到很多荣誉,人们对女排队员几乎是家喻户晓。虽然退役了,可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老是被别人注意,身不由己,连上个街买东西,都受拘束。有一次,我想去看电影,买了票,故意迟到几分钟,等黑灯了,开演了,我们才找到位子坐下,没想到刚坐下,也许是我们俩的个子太高,还是被几个观众发现了,“郎平,郎平”地叫起来,这一叫,整个剧场都不安宁了,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撤。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我的“撤”,他们总觉得,“女排”是中国的象征,我是典型的“民族英雄”,似乎不应该加入这股“出国潮”。也有人挽留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是有功之臣,国家不会亏待你的。”
我觉得自己似乎被误解了,我不是怕“亏待”,我就是觉得,国家和人民待我太好,我不能再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不能天天坐在荣誉上。“世界冠军”只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
我不愿当官
也有人说,不是可以到体校、体委做领导工作吗,但是,我不愿意当宫。
有一次很深刻的教训,我耿耿于怀,发誓不当官。
那年,我们在湖南的郴州训练。那时的训练基地条件很差,是那种竹棚子,透风的,冬天很冷。一个星期天,郴州基地的主任来找我,说领队让我跟他去一趟国家经委。那个时候的我很单纯,心想,是领导安排的事情我总得去做。到了那儿,我才知道,这个基地主任是向国家经委要钱,说是建设训练基地,我也帮着说话呀。也许,我说话管点用,上面果然给予考虑,很快就拨了钱。但是,我后来才知道,这笔款到位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用来建设训练基地,有人把这情况告到纪检委,还提到了我,说是郎平去要的钱。体委要我写检查。我觉得特委屈,是队里的领导安排我去的,我只知道他们要钱是为了建设训练基地,至于他们拿了钱用在什么地方,我根本不知道。可是,领队把责任推得一千二净,他说他没让我去。
体委的批评很严厉:郎平,你要谦虚谨慎,你拿了世界冠军,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到处耍钱!后来,我只得写了个情况汇报交上去,上面也没再追究。
但这事的阴影在我心里再也抹不去。当了官就得顺着别人说话,上面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我没这个“修养”,心太软,老同情人,不是当官的料。所以,1987年4月我离开北京,到美国选学了体育管理。
一无所有的“国际农民”
到美国后,因为我拿的是公派自费的签证,所以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
一开始,我住在洛杉矶的华人朋友何吉家,何吉看我穿的是奥运会代表团统一的制服,就要带我去买衣服。进商店一看,一套普通的衣服都要七八十美元,我下不了手,再说,花人家的钱,心里更不是滋味。
因为不能工作,我就只能把何吉家当作公家食堂,我吃饱了肚子,吃饿了心。以前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一下子落到最底层,还得靠人家借我汽车、给我买衣服,我所有的优势一时都没有了,心里很难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