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还没等到光刻机，但是现在形势已经主动多了，我国的产业链日趋完善，很多芯片已经可以实现独立自主。
这也可以解释，为啥在贸易谈判中，我国总体上吃亏的。这也可以解释，为啥中兴要接受屈辱的条款，因为就是在为中国的产业链争取时间。
他提出了“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他认为，面对复杂的形势，要做最坏的准备，同时努力争取较好的结果。既要应对突发性外部冲击和震动，又要做好应对危机结构性变化的长期准备。
具体一点，有两个场景必须预防：一是危机升温而产生的巨大外部震荡；二是危机迫使一些国家转嫁灾难而走向战争。虽然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须防患于未然。
这个思想，对2020年的疫情引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同样适用，要防止外部环境突然恶化，也要警惕某些国家和地区发动战争。
目前美国和印度，都是蠢蠢欲动。美国双航母编队正在南海；侦察机更是每天都会抵近侦察。
而世界其他范围，也有很多地区有走向战争的风险，比如乌克兰和俄罗斯，已经发生了零零星星的炮战（东乌克兰要公投加入俄罗斯）。土耳其也不是很安分。
重新评估了我国所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敏锐把握住了全球化的微妙变化，实现了中国利益最大化，并兼顾了全球利益。
他认为从经济意义来说，在本次危机前（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对我国来说也有新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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