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印度民族主义妥协和折衷的制度设计,还使得各个群体得以坚守和巩固各自的势力范围,反而使全国层面的社会整合更加难以推进。由于整体缺乏凝聚力,印度国内政治中的短期利益、族群利益、地方利益长期凌驾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国家利益之上,各种内讧与乱斗使印度政治陷于失序之中,同时也难以推动经济转型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以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当代政治精英,转而拥抱以本土宗教文化为底基、带有强烈进取心、覆盖印度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 Nationalism),将其代替印度民族主义(Indian Nationalism)作为未来支撑印度大国崛起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政治哲学依据。印度教民族主义引领下的“国族再造”成为政府推动印度社会整合的主要手段。印度按照民族分野划分社群难以找到主体,按照种姓分野划分过于细碎,而按阶层划分则有引发剧烈社会革命之嫌。
因此,唯有在宗教分野之下,才能找到既能够划分印度教徒(人口占比约85%)与穆斯林(人口占比约15%)的主次地位,又足够囊括其他分野的抓手。可以说,印度教是印度社会各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去除穆斯林这个“异端”之后,不同民族、不同种姓、不同阶层、不同部落都可以落脚到印度教身份上。
印度教民族主义能以强化的印度教认同而不是以虚无的国家公民认同,将印度多达85%的国民纳入这一身份中,并通过孤立伊斯兰教,增强运动内部凝聚力,再塑造出所谓“印度教民族”,将其进一步推升为由国家背书的“主体民族”——即所谓“国族”。如果印度参照欧洲民族国家的模板能够完成这一“国族再造”,把印度社会从支离破碎中拯救出来,那么,其新获得的凝聚力将有助于推动艰巨的政治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