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缺少了殖民者帝国的武力保障和智力支持，这个“钢铁骨架”能否维系？印度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能否维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建国政治精英从一开始就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保持国家统一当作其至高无上的两大历史任务。印度虽然在1947年获得独立，但是印巴分治的惨痛教训却提醒印度政治精英，如果不严加防范，印度还可能进一步沿着民族、种姓、宗教、阶层的断层线(Faulty Line)继续内爆分裂，届时印度“国将不国”，一切大国理想无从谈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印度建国精英选择了以印度共和国公民身份为认同基础的“印度民族主义”（Indian Nationalism），而不是任何其他以民族、种姓、宗教或阶层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在包容性的印度民族主义指导下，国大党精英在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整套以妥协、折衷为特色的政治体制：用对民族区域诉求敏感的联邦主义(Federalism)化解民族矛盾，充分释放地方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者的政治张力;用各个宗教社区各自为政，分而治之的世俗主义(Secularism)化解宗教矛盾，充分保障宗教社群的既有权力和传统不受政权的侵蚀;用以废除种姓歧视和优惠性差别措施(Affirmative Actions)为代表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化解种姓矛盾，充分满足中下层种姓群体的平权诉求;用以公有制经济主导并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Socialism)，充分发挥计划经济和国家调控的力量促进社会公平。
通过这一系列的妥协折衷的政治体制设计，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种姓、不同阶层的印度人获得了平等的政治身份——印度公民。这种公民认同使他们名义上获得同等权利，而这也成为他们国家认同的基础。
然而，虽然政治制度的设计在理论上弥合了印度社会的多元异质性，印度的政治生活实际上还是围绕着宗教、种姓、民族、阶层这些“次国家级”认同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展开。以联邦主义、世俗主义、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为底色的印度民族主义只是把各个明显分裂的社群装入框中，并用“公民认同”生硬地把他们捆绑、拼凑在一起，而没有真正把它们投入民族国家的大熔炉，形成民族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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