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一对貌似矛盾的目标只要置于国家能力的概念下就可完成逻辑自洽:国家能力既代表了印度中央政府依照其意志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又代表了依照其意志阻止其他行为体影响经济运行的能力。印度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依靠经济自身动能不可能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赶超,因此必须增强国家能力,使之在正反两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在建国初期,印度作为一个贫穷的农业国,选择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工业化道路。但当时中央政府高度的经济控制与其极低的社会、政治整合水平难以适配,因此这种体制不但指导经济建设的效果不佳,还成为了压制经济活力的桎梏。为了更有效地为工业化汲取农业经济资源,尼赫鲁政府在印度推行了土地改革,但因为缺乏足够的政治执行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印度土地改革最后在各种利益集团的阻挠下搁浅了。尼赫鲁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推行农业合作社的想法也被国大党内部代表地主利益的查兰·辛格(Charan Singh)所阻挠,最后不了了之。由于没有完成彻底的农村改革、社会改造和基层政权渗透,印度的国家能力一直受到自上而下的层层盘剥,中央政府的资源汲取能力极大受限,无法动员全社会“集中力量办大事”。
在计划经济时代, 印度虽然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系统,但由于没有建立起一套足以驾驭它们的强大政治体系,导致国有企业徒有国有之名,却不听调遣,反而成为能够左右中央政府的势力集团。这样一来,印度既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导向,也缺乏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命令导向,出现了一种最为糟糕的组合:市场调节和行政调节同时失灵。结果,印度国有企业成了一个个占据既得利益的独立王国——它们既不太在乎市场的反应,也几乎对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这成为此后长年困扰印度经济的重大弊病。
印度经济领域国家能力薄弱的问题在工业化初期还不明显,然而一旦工业规模扩大,印度中央政府的资源就开始捉襟见肘,除了寅吃卯粮,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一旦出现波动,印度经济建设就会陷入完全停滞甚至倒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印度GDP年均增长率为3.5%,而考虑人口增长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1.3%,这种极其缓慢的增长率被称为“印度教徒式增速”(Hindu Rate of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