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盖棺定论。对也好错也好,这就是毛主席最后十年做的事。对一些人来说就成了“灾难”。
那个时候,一个县委大院200来人,其他没有政府办公楼。官员少,官员工资和工人一样多,官员更没有特权,不敢搞腐败,下乡吃饭不能搞特殊,是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还要接受群众监督。你做了错事,老百姓就喊打倒你。
当时的年轻干部大多是“亦工亦农”。
“亦工”的是拿工厂工人的工资,西安国棉厂的工人吴桂贤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工资还是工厂的工资,因此开会的时候,朱德委员长等喝茶水,她说自己不喝茶。因为开会时茶叶是自带的,她买不起茶叶。文革结束后,大人物找吴桂贤谈话,说安排她回陕西当省委副书记。吴桂贤说,不用。我就是一个工人。我还是回工厂当工人。她回到国棉厂,当天就去车间上班。
“亦农”是吃农村口粮,带着粮食进机关换粮票。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也是在大寨分粮吃饭。陈永贵曾经讲,他从大寨劳动回来带小米给江青,江青也要付款。他说,别的你可以说,江青是没有腐败的,也不搞特殊化。江青爱摄影,当时的胶卷很贵,都是江青自己买的,不会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