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盖棺定论。对也好错也好，这就是毛主席最后十年做的事。对一些人来说就成了“灾难”。
那个时候，一个县委大院200来人，其他没有政府办公楼。官员少，官员工资和工人一样多，官员更没有特权，不敢搞腐败，下乡吃饭不能搞特殊，是到老百姓家里吃派饭，还要接受群众监督。你做了错事，老百姓就喊打倒你。
当时的年轻干部大多是“亦工亦农”。
“亦工”的是拿工厂工人的工资，西安国棉厂的工人吴桂贤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工资还是工厂的工资，因此开会的时候，朱德委员长等喝茶水，她说自己不喝茶。因为开会时茶叶是自带的，她买不起茶叶。文革结束后，大人物找吴桂贤谈话，说安排她回陕西当省委副书记。吴桂贤说，不用。我就是一个工人。我还是回工厂当工人。她回到国棉厂，当天就去车间上班。
“亦农”是吃农村口粮，带着粮食进机关换粮票。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也是在大寨分粮吃饭。陈永贵曾经讲，他从大寨劳动回来带小米给江青，江青也要付款。他说，别的你可以说，江青是没有腐败的，也不搞特殊化。江青爱摄影，当时的胶卷很贵，都是江青自己买的，不会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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