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年毛泽东进行这一重大努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从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段内，国内秩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发生了比较普遍武斗事件。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毛泽东非常痛心，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完全出于毛泽东的预料之中。
他早就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我们不必过分专门地去追究某次武斗的具体起因，甚至不必纠结于某些人转移斗争大方向，因为如果不进行这种极具根本性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努力的话，这些动荡在当时很难发生，而这种动荡恰恰是社会文化体系转型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与成本。
由于毛泽东特有的经历和威望，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称之为可控制混乱。试想如果毛泽东没有在其生前就进行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不预先付出可控制混乱的代价，在其身后，中国如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乱将无法收拾。
晚年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这种哲学理念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和做法的确也是深刻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可以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这种哲学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会行政管理层面，就会使社会的承受力受到过大的考验，从而使普通民众对于这种做法更加难以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过于超前，使得具体办事的人们无法理解他思想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只能生吞活剥地去处理行政事务。
俱往矣，晚年毛泽东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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