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
毛泽东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毛泽东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三大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
晚年毛泽东对于“孔子”的批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是把孔子作为一种旧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与孔子本人的关联度的确存在，但不是绝对挂钩的。毛泽东本人对于孔子并没有愤恨，相反毛泽东对孔子是非常推崇，甚至是喜爱的。
根据一些人的统计，仅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里，毛泽东就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他的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特别是经过许多颠沛流离、挫折困苦的男人来说，在40多岁时得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限快乐和轻松的女儿，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悦的经历，此时的男人给女儿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毛泽东没有借助《诗经》、《楚辞》、《易经》，单单对《论语》中孔子的话情有独钟，可见，毛泽东对孔子非但没有恶感，反而是充满了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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