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末,政法机关经商引发的问题“严重影响和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生产经营活动,甚至在一些地方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恶劣影响”。
1998年7月,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三天后,时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在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上披露:“政法机关经商中,有的利用部门的权力,违反公平交易、正当竞争原则,搞垄断性经营,与民争利;有的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谋取非法利益;有的甚至以工作需要为借口,大搞各种非法经营活动。一段时间来,政法机关中一再发生走私和其他经济犯罪案件,从事经商活动、权力介入市场是一个重要根源。”
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被中央视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一项治本之策”。但上船容易下船难,政法机关经商活动涉及情况非常复杂,所办公司形式多样,有自办,有联营,也有挂靠;有纯粹经营型企业,有服务性企业,还有由机关后勤分离出去的三产企业,仅天津市公安系统就有大大小小48家企业,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纠葛。
直至2009年9月,这些公安企业才变更了工商登记,由天津市国资委承担监管和保值增值的责任。
前述中央决定及尉健行讲话中一再警示,“清理政法机关经商活动中,要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严禁隐匿、转移、转让、变卖企业资产”,但不幸还是现实发生了。
正是在清理、变更天津公安系统所属企业的过程中,宋平顺、武长顺等人乘乱布局,利用亲信、亲属,多番腾挪闪转后,将其中的数家企业或由其“白手套”把持,或为其情人、亲信、亲属入股。
持续时间更长的武长顺,其利益代持者和从商亲属,依附其在公安交管领域的绝对权力,攫取了惊人的巨额财富,并逐渐将触角伸向利润更为丰厚的房地产、高速公路、石化等行业,形成了错综复杂、枝繁叶茂的武氏商业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