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长安俱乐部、中国会和京城俱乐部的老派风格,在“小圈层、大视野、真性情”的口号下,美洲俱乐部的会员多是海归和新商业领袖,张朝阳、李泽楷纷纷站台。
美洲俱乐部不仅需要20万元的会费,会员还必须是世界500强的内地代表和企业高层,参加活动也必须是身着正装的精英打扮,高端精英风成为会所的标签。
从作家冯唐在《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一书里的细节描写中,可窥见一斑:“十几年后,刘京伟在北京美洲俱乐部事事儿地请我喝下午茶,给我看他恒温保湿的私人雪茄屉里阴茎一般粗细长短不等的COHIBA。”
其格调和逼格,肉眼可见。
顺便插一句,雪茄品牌COHIBA的亚洲代理人,正是邓永锵。
但就当北京四大顶级会所集体到位,在觥筹交错间搅起一汪春水时,老大哥京城俱乐部却惹上了麻烦。
2003年,在非典疫情下,京城俱乐部会员和管理层之间的矛盾瞬间爆发,一支由富豪组成的维权队伍揭竿而起。
会员们不满的原因在于,会所不仅月费一次次提高,服务越来越差;而且说好的会员数量实行封顶制度,最多不超过1000名,可三年前就破了这个数。
眼看着身边人越来越杂,自觉上当了的会员,在采访中非常愤怒:
“可以说,我们这里的会员基本上都是精英阶层,也是富人阶层。你说我们怎能甘心受到欺骗与权益受到侵犯呢?”
用潘石屹的话说:“我是创始会员之一,但最终选择了退会。主要因为俱乐部的服务比较差,管理也比较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