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作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回家乡阜宁时,顺道到淮安(今楚州,下同)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作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后经笔者六上北京,终于将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希望邓小平忍一忍
据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大约在1975年8月份的一天,周恩来的病势已很沉重,他知道自己已治疗无望,而在“四人帮”的严重干扰破坏下,国事日非。邓小平虽已出来工作,但不断遭到江青等人的造谣中伤,随时面临保不住职务的危险,而且他的位置排得也比较靠后,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邓小平的治国才能和人品学识,是继毛泽东之后共和国的中流砥柱。那天,周恩来头脑比较清醒。他不顾病痛,突然要求病房内的医生、护士全部退到病房外。这是他住院期间仅有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