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李先念和乔冠华很快站到会客室的中间。不久,周恩来在值班护士搀扶下,微笑着缓步走到大家面前。随行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在场的工作人员,个个像孩子似的围拢过来,在周恩来的身边站成两排,做好拍照的准备。就在摄影师杜修贤将要按下快门的时候,一个让人心颤的声音响了起来:“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脸上打上叉叉。”
周恩来这么一说,本来十分喜悦的场面顿时冷却下来,在场的人们心头个个像坠上了铅块一样。
在“文革”的特殊岁月里,凡是被“四人帮”、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们诬为“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的人,均要在出现他们名字的时候再加上个红笔叉叉,如果有他们的照片出现(一般是从相关人家中抄出的旧照片或旧的报刊上登载的),则马上在他们认为是“叛徒”、“特务”、“黑帮”、“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等人的脸上也打上叉叉,以向世人展示。
在“文革”的岁月里,周恩来处境维艰:先是要表态支持“文化大革命”,接下来诬陷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和“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也要周恩来明确表态。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英在她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对关于刘少奇的处理,周恩来如果不同意,那么他在24小时之内也要被打倒。所以,周恩来思考了一个多星期,只好忍而求其次。但是,这并不反映周恩来恋职恋权,而是周恩来清楚明白自己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声望地位。“文革”中,他如果有个公开的、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那么他自己不仅面临被打倒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全党、全军甚至于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分裂的危险,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