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的《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一文不难推断余茂春“师承”何人:
“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
杨生茂又是“何方神圣”?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等。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7岁入私塾,11岁入高级小学,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级中学,1938年至1941年就读于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1-1944年)、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硕士,1944-1946年)读书,1946年回国,1947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992-2010)、《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博览群书》编委(2003-2010)、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与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等。1959年起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起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据说杨生茂曾“支撑着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获奖励有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年)、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1991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等等。学术观点主要是: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主义是与绝对主义相通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才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应吸收中外已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答当前社会提出的问题,启发对未来的思考;对外来文化应鉴别吸收,“全盘吸收”观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 观念一样都是蒙昧的表现;尽管外交决策受到种种易变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终极因素;经济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政治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外交策略口号服务于政治要求;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内政政策的延伸;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外交政策总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沙文主义对外政策会无视权力的极限,陷入霸道主义强权政治的自我损毁的深渊。他曾与张芝联、程秋原合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词典》,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如此学富五车载誉而归且“桃李满天下(主要在美国)”,尤其是教出余茂春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其他“名校”师生当如何看待此类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