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人大教授王义桅在新浪微博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拼命研发北斗，被逼急了！》的长微博内容：
读罢，可谓是百感交集。
1985年，中方负责人卜庆君参加美国GPS研讨会，被美国人明言：“特殊情况下将采取三重措施：降低精度、关闭区域甚至更换通信编码。”受制于人的窘迫感，让老航天人感觉继续上马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卫星导航项目。
王义桅的文章介绍说，“七十年代曾提出卫星定位‘灯塔’计划，但无奈搁浅”“受限于八十年代国力，计划再度尘封”。
经历了90年代海湾战争美国使用卫星导航精确打击的震撼，经历了中国货轮银河号被美国关闭GPS变相扣押的耻辱，中国终于在1994年启动了北斗一号系统建设。2000年北斗首星发射，至今20年，北斗巡天终于圆梦。
关于80年代，陈芳允提出的“两星方案”被搁浅，王义桅文章的说法是“受限于国力”，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惯用说辞，笔者无意指责王义桅教授。
关于70年代“灯塔”卫星导航计划的搁浅，王义桅的文章语焉不详，笔者不揣冒昧，简单将这段历史进行了整理，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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