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治理与非洲的社会治理完全就是两回事，这两者差距极大，相互兼容难度很大。所以，最后我们的法律往往具有这样的特征：法律条款弹性很大、法律标准模糊、口袋条款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征？
原因很简单，只要是全国统一的法律最后多半就是一个指导性原则，其落地性是很差的，落地只能靠各地的执法者依据具体的情况来实施，所以，法律条款弹性大其实就是赋予执法者以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这个自由裁量权是最被人诟病的，首先自由裁量权过大确实容易滋生腐败，其次，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个自由裁量权也容易导致同样的案例不同地区执法判决大相径庭。
为什么我们法律界最容易出公知，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法律界的公知或者是律师，或者是大学教授，首先从阶层来看就属于工字型上面那个“一”，从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法律制定是比较滞后的（因为要照顾下面那个“一”），然后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一些落后的地方竟然对这些“滞后的法律”执行都有问题，司法部分往往会放大了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就被公知律师描述为典型的“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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