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乱港分子被人曝光出,他们会让一些未成年少女给前线的暴徒提供免费性服务,一时间舆论哗然。
然而,陶杰抓着“免费性服务”的字眼诡辩说,这是两情相悦,不存在“误导”之下贡献所谓“免费性服务”,让大家头一次知道了原来“香江第一才子”是这么个东西。
在斯诺登事件的时候,陶杰也是出来鼓吹,不能忤逆美国,在他们看来,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就是美国恩赐之物,把持在美国手里,想拿走就拿走,香港只能顺从。
但斯诺登事件的最终结局是,斯诺登远走俄罗斯,港府根本没有听美国的,美国却什么也没做,重重打了陶杰之流的脸。
其实,美国并非不想把《香港政策法》当成制约香港的手段,而是想用却用不了。
早在2004年,香港回归才7周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少数民主派打算在香港推动的双普选后,美国国会曾讨论要不要重订《香港政策法》,结果是不了了之;
2015年,港独分子发动“占中雨伞革命”,我们当然是予以打击,美国国会再次建议美国重新考虑香港独立地位之条款;
2016年,香港媒体炒作“铜锣湾书店事件”,污蔑大陆警方越界执法,美国再次威胁修改《香港政策法》...
但是,这几次结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沦为了嘴炮。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