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华侨马耀邦先生指出：
【“中国的邻国日本和韩国由于对本国工业实施保护，限制外来投资，从而都拥有世界级公司和许多全球商标。为此，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认定，中国之所以缺乏世界级公司，归因于其拥护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履行了入世协议的苛刻条件。……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鉴于中国公司在华盛顿收购美国企业遭遇到强大阻力，中国商务部长依然呼吁进一步开放。与大多数中国决策者一样，这位部长可悲地忽略了一个无法辩驳的事实：当今拥有大量跨国公司和全球商标的世界经济强国都是通过贸易保护制度，保护其本国新兴工业，从而成功并致富的。”】
中国的自由资本无法完成向垄断资本的自然过渡，也就无法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为了避免海外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增强国家硬实力，因此，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由国家资本主导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成为唯一现实的选择。这既是现实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在现有的经济格局之下，发展国家资本并使之主导产业升级、主导经济发展是合乎经济规律的。近年来，国家资本主导的各类现代企业的迅速发展，表明了如下事实，国家资本是唯一具备与跨国垄断资本竞争的经济力量（可以预见，中国国家资本和国有企业必将成为美国政府和议会重点围剿的对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是“海外垄断资本主导模式”，也不可能是“国内自由资本主导模式”，只能是“国家资本主导模式”。国家资本需要支持和扶持国内自由资本的发展壮大，同时，国家资本必须制约海外垄断资本的渗透与控制。在国家战略角度分析，国家资本是增强中国国家硬实力的核心力量。
离开“三农”的健康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中国的硬实力，就没有中国社会的稳定。
中国经济已经得了癌症。房地产癌症、城市化癌症、城镇化癌症、开发区癌症、高能耗高污染癌症已经突破了农业生存、农村生存和农民生存的底线。长期积累的“三农问题”终于传导到城市，成为城市的高房价、高通胀、高失业的“三高问题”。中国的“三高症”不是简单的“货币现象”或“货币问题”。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等手段，不仅不能解决“三高问题”，而且会使得“三高”更高、更严重，加速经济社会全面危机的提前到来。根除中国经济的癌症必须从发展“三农”开始。具体措施是：
改变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方式，通过发展各种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定价能力，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水平。
改变农业补贴模式，把现行的“政府->农民”和“政府->土地”的补贴模式，转变为“政府->农业组织”和“政府->农产品”的补贴模式，以财政手段引导农民重新走组织化的发展道路。
建立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的制度与机制，提高优质绿色农副产品的定价水平和定价能力，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而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而解决农副产品定价过低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差异化问题。实现农副产品差异化和定价差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农副产品的差异化分类与差异化定价需要在生产、认证、采购、运输、仓储、检测、销售和监控等各个环节的密切配合。在此，推动农民组织化，扶持由政府资金支持的大型的农副产品采购、运输、仓储、销售内资企业，加强农副产品检测和质量监控，推进农业生产销售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是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定价的基础性工作；同时，完成农副产品差异化分类和差异化定价也是提高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城乡就业的重要工作。
政府财政和国家资本应该大力投入于农村金融服务网络、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农村职业培训网络、种子肥料等农资供应网络、农副产品采购网络、医疗卫生教育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这些流通性、服务性、基础性的网络体系再将农业合作社、农产品商会、农会组织和农业企业组织起来，实现更高层次的农业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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