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对全国人民说出了他的判断，严重程度不会超过非典。这其实都是在参照以往的经验，将这次疫情定性为“未知之已知”进行应对的。
绝大多数的“未知之已知”，都会随着细节逐渐的厘清而与已有的经验建立起关联映射，最终转为“已知之已知”。
但这一次，情况朝糟糕的方向变化了，变成了“未知之未知”。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我们现在再回顾这惊心动魄的四个多月，再复盘中国的疫情防控战疫时，我们发现，这次的疫情的防控确实是“深度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
这次疫情与当年非典防控相比，有两大不同之处。
一是极高的传染性，二是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与特殊的春运节点。
当病毒的传染能力和传染面积都出现极大的变化后，这件事就从“未知之已知”，彻底成为了“未知之未知”。
在人类传染学史上，我们找不到类似的、可以借鉴的案例。
17年前的SARS，波及范围相对较小，除了广东和北京外，全国其他省市地区几乎不存在防控压力。
12年出现在沙特的，由一种冠状病毒引起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在三个月的时间内只有十例感染者，瑞士的研究机构证实这种病毒可以感染人类，但是并没有提及传染性。我国卫生部更是多次表示：MERS并未出现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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