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原因可分为如下部分：
1、我国存在着同美国相似的债务风险
我国当前大部分行业都运行在高杠杆高负债的基础上，疫情的影响下，我国的债务风险在陡然上升。
今年原本是处理我国各领域债务集中兑付的关键年，无论是各地的隐性城投债还是大量的地产及私企不良贷款都到了兑付的临界点。
然而这个时候疫情来了，社会各领域立即陷入了停摆，并且至今也没完全好转。为了抗击疫情，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投入了巨量的资金，这似乎如官方所言并没有严重影响经济的基本面。
但实际上，我国大部分地方都早已是负债累累，地方财政的运行高度依赖着转移支付，尤其是各地隐性的城投债，更是多到积重难返。
各地方在疫情爆发前，基本都是在用土地财政和转移支付来维持住经济的基本面，然而在疫情爆发后，房地产市场立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萎缩，同时今年的中央财政不仅因为疫情开销巨大，并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停摆，财政收入的下跌必然严重，这就造成了今年的转移支付额度也必然随之下降。但地方债的压力，并不会随之下降。
用最少的转移支付去应对最艰难的债务状况，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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