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四个重要动向:
1、美国在新时期的对华战略原则多为跨领域的通用词,既是意识形态化的,也牵涉地缘战略利益,事关美经贸投资利益,意味着美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将更多表现出“以牙还牙”“针尖对麦芒式”的行为方式。
2、刻意将中国的政治制度、执政党、领导人与中国人民分开对待,显示中国在美国眼中日益“俄罗斯化”,美方更多地将对俄罗斯的研判和定性逐步投射到中国身上,认为既然中俄之间存在多重“战略效仿”,那么美国的对华应对也将更多照搬对俄手段。
3、刻意突出价值观冲突。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基本未提及中美价值观冲突,而“战略方针”文件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威胁之一,强调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凸显中美矛盾的深刻性,意图是将政治安全因素和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急推到对华关系的优先位置。
4、渲染中国对美“宣传战”“信息战”,宣称中国对美系统性散布虚假信息。这个手法的最重要结果就是把对方置于无信无义的境地,为反华国家动员制造依据。事实上,在美国深受新冠疫情困扰、对外行动力号召力大打折扣的情况下,舆论战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维持竞争战略态势的主要手段。
“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是“战略方针”文件的关键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对美国外交实践影响最大的两大流派,二战以前理想主义居于主导,重点是在硝烟弥漫、危机四伏的世界上寻找符合美国精神追求和价值形态的国家角色;
二战后现实主义占统治地位,重点是依托美国业已确立的全球主导作用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回顾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的“以实力求和平”现实主义思想,即“里根主义”:美国在冷战时期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