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挑战”,包括贸易保护、歧视美国企业、知识产权侵犯和窃取、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不公平竞争等;
“价值挑战”,包括发起宣传攻势、挑起意识形态竞争、输出威权主义治理方式、诱导公民从事危害美国安全和价值的活动、谋求全球领导力;
“安全挑战”,包括在中国周边海域开展胁迫性军事活动、利用“一带一路”进行海外军事集结与扩张、通过不公平手段主导全球通信技术和信息产业等。
关于“解决方案”,“战略方针”勾勒出一套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为指导、以“结果导向”(result oriented)为标准的大国竞争框架。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两点是:
第一,明确放弃影响和改变中国国内治理模式的幻想,一切“美国优先”,重在保护美国的利益免受中方“恶意行为和国内问题的连带损害”;
第二,不再信任中方通过公开声明或秘密沟通渠道先前已经做出、目前正在做出和未来可能做出的承诺,强调“象征性接触毫无价值”“秘密外交证明无效”,今后美方只根据中方的行为做出反应,“要求具体的、建设性的结果”,也将增加对中国政府的公众压力。
“战略方针”固然表示“即使在与中国竞争时,美国也欢迎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进行合作”,“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对抗或冲突”,“欢迎与中国合作”,“致力于与中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以“避免误解”,但从行文看这只是轻描淡写、浮光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