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对待“市场功能”问题上的困境
朝鲜市场的前身为90年代以前在全国各地存在的极其零散的“农民市场”。90年代中期，朝鲜配给制度陷入麻痹状态之后，“农民市场”便本能地迅速发展起来，开始进行粮食、日用消费品等原本朝鲜政府严格禁止的产品交易。
一开始，朝鲜居民加入“农民市场”的动机是为了“确保维持生计的粮食及日用生活品”，但随着中朝边境贸易的活跃、通过种种手段获取的粮食、生活必需品等流入市场，他们逐渐领悟到蓄积商业资本的技巧。这些朝鲜最原始的商人从“背货生意”开始目前已经开展了“倒卖生意”、“汽车生意”、“柜台生意”。
市场的存在，极大地刺激了朝鲜农民和城市职工开荒种地、经商、从事私营经济的欲望，对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以及计划经济体制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此时，朝鲜计划经济体制也陷入了极端瘫痪状态，政府对于“军部经济部门”之外同居民物质生活相关的“内阁经济部门”只好采取放任、自理的政策。
至此，朝鲜的市场空间便得以迅速扩展，不仅从流通部门扩散到生产部门，市场活动主体也由起初的计划经济部门之外合法且非正规经济部门，逐渐扩散到计划经济部门内合法且非正规经济部门乃至计划经济部门内非法且非正规经济部门，市场已经发展成为朝鲜经济内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市场化现象的迅速蔓延使金正日政府不得不对市场给予明确的定位。
当时，金正日政府的考虑如下：(1)由于资源瓶颈约束，朝鲜只能将国家有限的资源优先倾斜于“军部经济部门”，至于对“内阁经济部门”只好允许其按照市场原理运营下去。
(2)鉴于核心“军部经济部门”为非盈利经济单位，朝鲜要优先发展“军部经济部门”，就必须从产出盈利的“内阁经济部门”转移盈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内阁经济部门”通过部分采纳市场功能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复兴。
(3)对于那些深深地固化在朝鲜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市场空间，有必要以制度形式予以承认并实行有效管理。
2002年7月1日，朝鲜的“先军”经济发展战略下的“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以下简称“7.1措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7.1措施”的主要特征表明了“实利社会主义路线”，即对于军需产业，由国家以计划方式实行统一管理;而对于民需产业，以决策分权与部分引入市场功能的方式来实行宏观调控。可见，朝鲜“7.1措施”的本质是对计划型经济管理体制框架下部分引入市场功能的许可与容纳，或对既存市场无奈的默许及权宜之计。
然而，金正日政权实施“7.1措施”之后最难以容忍的事实是，伴随着市场化现象的不断扩散，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其居民的约束力和管控力。原本只有依靠国家配给才能维持生计的最初的朝鲜商人，在历经市场的洗礼之后终于意识到：通过市场空间不仅可以照样维持生计，而且还可以赚取并积攒巨大财富。
而这些新兴“富裕阶层”的涌现，又强烈地刺激了那些在计划部门谋职的“工薪阶层”，结果导致“工薪阶层”都纷纷逃离工作岗位，从事个体生意、个体耕作甚至个体经营等行业。
市场化现象如洪水般迅猛袭击了朝鲜各经济部门，这使得起初毫无思想准备的朝鲜金正日政权开始高度警惕、高度防范，随后自然便是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回收“7.1措施”，即管制市场的“倒退”措施。
朝鲜称：“市场是非社会主义的栖息场、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并从2006年开始实行了以加强市场管制与强化计划功能为主要内容的“货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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