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三种不同的驱动力在起作用。一种是基于经济规律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钟摆现象会使创新链、规则链、产业链出现更多关联或更少关联的自然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外部干预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更加开放还是保护、更多干预还是放任、更加全球化还是本地化,会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第三种是基于战略竞争的安全性因素在起作用,非理性冲突对抗隔离大国之间科技、规则和产业链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后,第三种因素有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1870至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曾经发生过的旧秩序解体、贸易战、大萧条、流感大流行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再次重演。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更要保持平常心,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保持进一步扩大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共享合作的心态,赢得这场划时代的国际拔河。
这场疫情对我国的影响重大深远。主要表现在科学和技术尤其是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基于规则法治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及能力建设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在科学抗疫基础上稳定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及安全并与全球生产体系对接的战略性更加凸显。在与新冠病毒作持久斗争的过程中,我国作为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要对疫情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朝向和平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行做出应有贡献。
首先要对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联合抗疫加强合作。重点是加强与东盟及周边地区、“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
其次要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国际合作。推动医药和养老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和公共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深化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管理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