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疫情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把确保供应链国家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应对战略加以实施。这次新冠疫情影响有一个特点，参与全球化工序分工体系越深、技术和产业复杂性越高、供应链越长、对全球综合物流网络依赖越大的行业受影响越大。因此，预期疫情结束后，战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一些行业供应链布局的安全考量高于效率考量、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将成为新趋势，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实施和制度保证。
二是疫情结束后，科技“逆全球化”趋势可能会全面凸显。一方面，疫情加强了疫苗和药品研发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另一方面，新冠病毒来源的“甩锅”现象会加剧大国之间对立冲突。其中，“科技是决定大国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域”。
疫情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会重构国家科技供应链体系，强化其全球科技主导力将成为新趋势。不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具有公共科学技术知识领域，而且包括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领域都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
三是疫情结束后，世界大国将显著加强供应链的“国家干预”能力。例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很可能被长期化、制度化。
这使得2020年有可能成为政府作用提升的标志性一年。类似于1934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革命，类似于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回潮的又一次理论政策导向的大调整。
四是疫情结束后，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将加快调整。过去美欧为世界提供市场和技术，疫情使美欧的市场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和设备的供给中断，供应链回归和加速再工业化试图重塑实体经济。
过去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和人力等要素，疫情迫使“10+3”东亚地区加强合作，协调扩大区域内需，共同稳定区域供应链、恢复区域产业链、提升区域价值链。过去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疫情结束后，也将加快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本地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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