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结束后,2003年8月,我和我的同事文赤桦,会同安徽分社记者汪延,再去安徽,直奔安庆市枞阳县的农村,采访了一位当年被采血样时受到伤害的农民,和一位村医。之后,我们三人的调查报道发表在2003年9月26日出版的当年第38期《瞭望》周刊,题为《哈佛基因项目调查:一场偷猎中国基因的活动》。同时,我和文赤桦联名写了一篇英文调查报道,中国日报在2003年9月25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报道,题为《一个农户的回忆》。
我们找的那个农民是知情人提供的线索。2003年时他55岁。他告诉我们,1995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上面来人”叫他到镇卫生院去“体检”。他们放下手里的活儿就去了,因为据称“体检”是给农民服务的,“有病给你治病还不要钱”。这对平时 “没钱买药就望着”,有钱买药也得等到实在喘得受不了时才吃一片的这位农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他们有4个儿子,按要求带着两个儿子去“体检”。因为没钱坐车,他们步行十多里地,赶到镇卫生院,得到一顿免费午餐后,下午开始检查。
他们回忆,同时做检查的还有来自其他村的二、三十人。他们所在的村民组30来户人家中,他们是唯一被喊去参加“体检”的。“体检”时给他们量了体温,抽了血。然后检查者让这个农民张开嘴,向他嘴里喷了一种“雾一样”的东西,让他说“啊”。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吸入这种药品干什么用,可能引起什么风险。他记得那东西“是装在一个塑料瓶子里,像打灭蚊剂一样的,”“‘啊’了三、四下, 他就上不来气了,像死了一样。”在场的医生都怕了,赶紧抢救,“挂水(输液)”、“灌氧气”。做检查的医生没有一个是当地的,说话口音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