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当时我们的调查只想表明，对你们美国机构在我们中国做的基因项目，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怀疑的。对你们就这些项目存在的问题所做的那种看似认真，其实是走过场的调查，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看透的。你们要掩盖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把它们摊到全世界面前。
调查完后，我向美方提出一些质疑，对方一直没有回答。
非典之后，童增在2003年10月出版了一本书：《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他以美国一些科研机构90年代以来猎取中国基因样本的事实，结合华人对非典病毒特别易感的现象，提出一个假设：非典可能是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他因此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
对此，童增说：“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我有怀疑的权利。”
熊蕾认为：童增提出的问题的确很重要。中国人应该保持这样的警惕。科学研究当然需要证据。但是像基因武器这样的问题，真要拿到证据才可以怀疑，那什么都晚了。(此材料来自察网智库公众号)
根据熊蕾的文章，我们也有几个疑问：国家有关部门没有批准的哮喘和呼吸道方面的项目，美国方面为什么偷偷地进行血液采集？而2003年的非典和这次的新型肺炎也都是呼吸道疾病，难道又是巧合？
美国及欧洲的翻译材料为什么故意回避“基因”两字？美国及欧洲人到中国来采集老人血液？难道是为了中国人的健康考虑？为中国人谋利益来了？他们是在学雷锋？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中国发生了重大疫情，美国人为什么没有利用他们研究的成果没来帮助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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