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邢台地震之后，周总理提出了“地震能否预报”的问题，在场专家认为苏、美、日等科技发达的国家做没有解决地震预测的问题，我们更解决不了。在场的李四光同志力排众议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做工作就没有意义了”。这个话再直白一点，就是“如果不能预报，还要我们这些人干嘛？”
其后，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一套“群测群防”的地震预报机制在我国很快建立了起来。这套机制从建立到80年代“群防群测”体系瓦解，完成了20余次地震预测，这就证明地震是完全可以预报的。同样的道理，有什么理由就一口咬定疫情不能预报呢？
但是，话说回来，有些居心叵测的境内外媒体，将此次疫情防控的失误，指向了我们的体制。而曾指挥世卫组织非典防控的日本教授则公正地评价说：“这次疫情我来指挥也会失败”：
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学术体系和防控体系之下，面对新冠病毒这样的“狡猾”病毒，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但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群防群治”就不能把病毒传播扼杀在萌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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