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建议，疫情之后，财政应把计划投资项目上的钱，转移一部分到公共卫生等公共设施领域，提高国家公共卫生供给质量，并以此政府消费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的基础设施，其只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但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60%到70%可以转化为当年的GDP。
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同时，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形成社会服务平衡。
医疗及公共卫生系统“提质投资”空间巨大
此次疫情表现出我国现有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不充足、不合理、不平衡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除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外，许多大城市三甲医院数量不足、设施配置不到位，而中小城市各级医疗资源配置更是不齐全、不合理，医疗设施、医治水平参差不齐。
这就是大城市、大医院往往应接不暇的原因，中、小城市已有的各级医疗机构设施差别太大，小医院整体上普遍存在各种医疗设施还不够健全的情况，所以老百姓就都往大医院跑了。
我们对比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可以看到，美国、日本即使是小医院，配备的设施也是和大医院一样的。
所以对各个城市医疗防疫系统的补全以及高质量设备的投资，就是公共设施消费的具体内容，政府投入的每一台设备也就变成了方便民众的公共服务设施。
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中国33000多家医疗机构可能会变成5万家、6万家，而政府主导的医疗机构的高质量设备投入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量市场，能够极大带动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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