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爆发相区别，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Report by the Joint Strategic Plans Committee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on Statements of Policy and Directives on Biological Warfare，JCS 1837/34，11 June 1952，289）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生物战是有限范围内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场对其生物武器的实战检验。结果证明，生物武器的杀伤力虽然潜力巨大，但仍待进一步成熟。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于1956年重新制定了生物武器的使用政策，正式给在战争中首先使用生物武器开了绿灯：在一次全面战争中，美国将使用这种武器以提高军队的效率，这种武器的决定权在总统。同年的陆军守则中删除了“只做报复之用”的字眼，并强调“美国没有参与任何现行的有关禁止或者限制在战争中使用有毒或非有毒气体、烟雾或燃烧材料及生物战的条约。”
整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史无前例的热情推动了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和英国合作进行了大量的生物战实地实验。在那个时代，生物武器单年的科研经费就动辄几亿美元，整个计划投入资金数额之大无法估计。当时美国正深陷越战泥潭，美国急于开发新的武器来维持其世界霸权。
当时的美国，已将生物武器当做比核武器更加重要的战略武器进行开发。比如，六十年代初，美军展开了名为“生化战影响试验”的机密项目，又名“112项目”，这仅是美军生物武器计划项目中的一个，但其下竟有数千个试验各种毒药、麻醉药和细菌的分项目，可见美军整个生物武器计划规模有多么庞大。美国陆海空三军都介入参与，国外则有英国和加拿大进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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