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4月20日后的王岐山不得不一反政治人物的常态。“面对老百姓这种恐惧心理的时候，电视、报纸，我们各层官员，都应该张开嘴巴，需要边做边说。”灾难中最可怕的状态是，灾难的严重程度被无限放大，抑制灾难的可能却被无限缩小。
而2003年4月后的北京就处在“夸大”和“缩小”的并存中。夸大和缩小背后是SARS病例数在王岐山到来前后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增加的不仅仅是恐惧，更多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
恐惧、混乱、没有信任和安全感，打开窗户都担心病毒会跑进来，这是当时每个普通北京市民的心态。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对王岐山来说，首先要修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要告诉公众北京市政府是一个有效率的、果断的、会给人民带来信心的政府。
“高调”在这种情况下是必然的姿态。4月30日记者招待会上，记者的问题一点也不含糊，37如果不是真实的，那么339这个数字就可信吗？“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上任以来公布的数字都是非常准确的、坦白的。”
对《纽约时报》记者的提问，直到今天还让关心他的人捏把汗。“因为疫情，有两位高官被撤职，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行动来调查到底有谁参与了掩盖事实真情的行动？以及向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向国际社会进行道歉呢？”
王岐山回答，不愧为纽约时报，问题就是尖锐。可是时间和对象选得不太对。“政治上的责任和原因的问题，这不是我担心的。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方面是不含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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