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中国政府表达了在1997年坚决收回香港主权的意愿。英国政府看到交还香港主权的大势已定，于是开始为1997之后继续保持英国对香港的影响和操控力作准备。在这方面，末代香港总督彭定康可谓是“劳苦功高”。
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的消息，使一部分香港人感到不安。这些人大都是1948年至1950年国民党从大陆败退时逃到到香港来的国民党高官和资本家，还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而移居香港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这些人对共产党抱有很强的不信任甚至是恐惧感，其中一些有钱有办法的人在香港回归之前移居到了西方国家。
港英政府看到了这个情况，在统治香港的后期特别是在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直前，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这部分香港人中间大力培植亲英反共的政治势力。
中国政府也看到了一部分香港人对1997之后的不安，于是决定香港回归之后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或许是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或许是因为淡薄了阶级斗争观念，香港基本法给予香港的政策十分宽松，宽松得在一些香港反共分子看来也是大大出乎他们意料的。
然而，就是这些宽松的政策，不仅没有收回香港的立法权，而且还使香港的司法权长期由西方国籍和亲西方的中国香港籍法官掌控，香港教育界和新闻界也大部被亲西方的反共人士所控制。这就成为香港回归以后政治风波不断，以至到今年发生大规模的动乱、暴乱，持续五六个月也未结束的重要原因。连新加坡的郑永年都写文章说，“香港需要第二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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