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中国宪法至尊地位和全国人大立法、释法之权威，其实质是确立中国对于香港的司法主权，让香港司法主权回归。一句话，香港不能成为新时期的“租界”，不能再享有“治外法权”。
香港之司法独立，应该是在中国宪法管辖范围内及在中国香港《基本法》范围内的独立审判，而全国人大作为最高立法机构，作为《基本法》的立法机构，不仅对《基本法》具有释法权，而且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修订、调整《基本法》，增添或补充具体条款，有权推翻香港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而香港法院乃至于全体法官必须无条件尊重、接受中国宪法至尊地位和全国人大立法、释法之权威，无条件执行全国人大对于《基本法》的释法。
值得指出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对香港终审法院拥有管辖权。《基本法》第二条、第十九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全国人大应该对这条中“授权”概念做出具体解释，包括授权香港特区“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的界限。还有，既是“授权”，是否意味着可以“收权”？
即使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凡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以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特区法院无管辖权。第十九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同时对特区法院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有严格的程序约定，最终“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证明书”，该文件对特区法院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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