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考虑的不是胜利以后怎样只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问题。而是如何让农民摆脱几千年来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应该想办法使广大农民群众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就是他和他的同僚们所产生分歧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个分歧是不可调和的。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同僚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他才会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在农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发生了冲突。在一九五三年一一九五六年的全国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和右倾保守的领导人进行了思想上的多次较量。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决不会妥协的,因为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几亿农民以后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在十多年以后毛主席在与张平化的一次谈话中,毛主席还诚恳地对他说:“你没有忘记我在专列上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